白癜风的治疗药物 https://m.39.net/disease/a_5629059.html引言
将人们所说的“卫藏的法，安多的马，康巴的人”中的“康巴”，与中国汉史上所说的“羌僰”联系起来。下面，笔者专门讨论下关于“羌僰”与“康巴”的汉语言发音问题，这也许有助于今人破解藏人的族源。
首先，这里需要廓清一个古汉字历史疑惑问题，即，年的东汉建光元年左右问世的《说文》中并没有收入“康”汉字，但是，阅读西汉问世的《史记》和84年的东汉建初八年左右问世的《汉书》，却可知，这两部汉史著作之中都有大量的“康”字，而且，汉宣帝时代还有四年的年号为“元康”。这，就奇了！后问世的汉字典《说文》中都还没有收入“康”字，即使是北宋徐铉注释《说文解字》时，他也还没有收入“康”汉字。那么，早于《说文》问世的《史记》、《汉书》中大量的“康”字是从何而来的呢？
后人大多从字型相近的角度，以为汉字的“康”字是从《说文》之中的“穅”字转借而来，“穅，谷皮也，从禾，从米，庚声。”（《说文·穅》）于是，清代汉文字学家段玉裁编撰《说文解字段注》时，他就加入了“康”汉字条目了，但是，他对此字解释说：“康，穅或省作。今以类移此。”（《说文解字段注·康》成都古籍书店）北宋初期的徐铉因为严谨，他在自己搞不清楚东汉以降可能已出现的“康”字义时，他就并未在他注释的《说文解字》版本中收入“康”汉字。
相比之下，清代段玉裁注释所用的《说文解字》本不知是何时何人的版本，他的《说文解字段注》就收入有“康”这个汉字了，但是，他注释说，这个“康”字是从东汉《说文·穅》字转移过来的。现代汉语言文字家们大多也都采用了段玉裁这个说法，也是将“康”字义用《说文·穅》去加以诠释的。显然，不管是清代段玉裁，还是现代汉语字典，这样去注释“康”汉字，都明显有错误！
因为，我们今人看到的这个“康”汉字，应该是从汉代就已有的“庚”汉字和“疆”这两个汉字混合转化而来，却是与“穅”无甚关系。将“康”与“糠”彼此类移，见于四库全书本的《汉书·中山靖王胜》中“子康王昆侈嗣”下的宋祁日，其说：“康，越本作糠，恶谥也。好乐怠政曰糠。学本去米、盖误也。”由此可见，段玉裁是以讹传讹了。徐铉本《说文·庚》曰：“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
古汉语声韵中，“J，Q”和“J，G”及其“G，K”这三组声母是可能互相转借的，这样，就产生了笔者所说的“古汉语三联音”现象，也就是类似于数学之中的等量代换情况的那样，因为“疆（Jiang）”可以发音成“刚（Gang）”音，所以，“刚”也可以发音成为“康（Kang）”音。再加之“江、疆”也可以发音成为“羌（Qiang）”音，这样，如此系列声韵转借代换关系下，“羌”这个汉字音，也就可被发音成为“康”音了。或者说，因为汉语声母的“K，G”可以互用，就如同汉语中的“卡”可以有卡（ka）和卡（qia）的双音的那样，因此，羌（qiang）也可以发音成康（kang）。
这就是说，东汉以降可能已出现的“康”汉字，其可能仅是借用了“穅”字的右边的汉字形，但是，“康”字型和字义的形成，应与“穅”字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更有可能是当时的汉语言文字学家们根据“庚、西羌、疆”等汉字的综合涵义而生造出了这个“康”字，意思是指中国西部的刚强部族！比如，汉代称呼西域的“康居国”，其实就是称呼的“羌居国”，因为，羌、戎，本为一个意思；西羌、西戎，也为一个意思。
但是，这种拐来拐去的汉语言情况并非所有汉语言学家都是清楚的，这样，就造成了段玉裁编撰《说文解字段注》时，他对这个“康”的汉字字义都还不明！比如，现今人们所说的康巴人居住的“康区”，也就是今四川西部藏区、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青海玉树藏区和云南迪庆藏区，其实就是中国中原人所说的“西羌”地和“羌僰人”居住地！又比如，因以上所说的古汉语三联转音情况，蜀地人历来就是把“羌”发音成“康”的，现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的“康定”，其实就是“羌定”的意思！
因为，康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汉羌杂居地，“康定”，就是羌人与汉人和平相处的安定之地的意思；甚至，包括中华民国时代蜀地人所说的“西康”，也是“西羌”的音转。至于“康巴”之中的“巴”汉字，则明显是从古汉字的“僰”字义转化而来！因“棘”字难写，因此，人们称写“羌僰”时，就称写为“康巴”了！同时，四川方言中将“高、强”的下压、下行文义也发音成“康”。比如，从上向下，强行，四川方言就说“康着”。这说明，四川本土方言，一直就是“康、羌（音）同义的，因为，“西康（羌）”，本来就是高原之地。
现代民族学者是将今生活在四川西部的嘉绒藏划归入安多藏范畴的，但是，事实是，嘉绒藏的识别和定名，也就是年的事情，“至于对族称一般自称“仡日”或叫“白日”。······一九五四年才正式将“嘉绒族”识别归入藏族中，列为一支系至今，所以才有了“嘉绒藏族”之称谓的由来”（《嘉绒藏族史志》）而且，历史上嘉绒人，也并非只生活在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内，他们也分布在四川的泸定、康定、雅江、道孚、炉霍、丹巴、金川、壤塘等甘孜自治州内，即使是阿坝自治州内的嘉绒人，也就是大多自称自己是“康巴人”的嘉绒人所自称的“白日”，也明显是从“僰戎”这个古汉语词汇转化而来！
综上所述可知，被近现代人们称之为“康巴人”的藏人，其实，就是汉史上屡屡记载的“羌僰人”！今人弄清楚这点，几乎就算是搞清楚今藏人中的主统部族康巴人的族源了，也就算是基本上搞清楚了藏族的族源了。“康巴人”既然是中国古代的“羌僰人”的后裔，而“羌僰人”又是今中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族源，因此，“康巴人”就肯定并非只存在于今藏族一族之中，其他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也应该有“康巴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现今西南少数民族的彝人之中，就有不少“康巴人”！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羌僰人”又是怎么样转化为西汉王朝时代的所谓的“西南夷”的呢？羌僰人，主要是指意西汉时代生活在今甘肃天水以西，甘肃武都以南，包括现今青海、四川西部、甘南山区和草原地区之中的既游牧既农耕的族群，也就是汉武帝时代和汉宣帝时代，西汉朝廷两次大规模讨伐过的“西羌地”和“西羌人”，只不过后人史载的说法各有不同而已！比如，汉武帝时代的骑马令严安在他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政策时的上书中就说：“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汉书·严安传》）
严安这里所说的“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就是指意的汉武帝生前曾经分别进行的开西南夷、西羌战争、经略南越国和大战匈奴的战争；“薉州”，就是今广东惠州；“龙城”，就是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一带。严安这里所说的“降羌僰”，应是指意当年司马相如宾服“西僰”的行动，也就是前年的汉武帝元光五年的司马相如率领巴蜀大军宾服今四川西部阿坝、甘孜藏区的行动；同时也是指意前年的汉武帝元鼎六年汉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领陇西、天水、安定的十万大军征服平定西羌的战事。
同时，将西汉时生活在今甘肃以南和青海以西的西羌人和西羌地称之为“羌僰”，也反映在了扬雄的《长杨赋》之中，他说：“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僰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跷足抗手，请献厥珍，使海内淡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汉书·扬雄传》）
结语
《汉书·扬雄传》中扬雄所说的“羌僰东驰”，就是指意的中国西部的“羌戎”屡屡东进中原内地的情况，也就是在前62年的汉宣帝元康四年以降的西羌人大量越过湟水而东下且最终导致了赵充国宾服西羌战役的事件。由此可见，西汉时代的朝野，是将“西羌”与“羌僰”混称的。当时的西汉朝野就是把西戎、西羌和川西山区和草原之中的羌人们，同时混称为“羌僰”的！
